务实笃行的“乡约慈善”

　　《增广贤文》有云：“官有公法，民有私约。”乡约是乡里订立的、需要乡民共同遵守的规约。中国最早的完整且规范的乡约，产生于10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由蓝田硕儒吕大钧四兄弟共同制定，并在家乡首先推演倡行，“遂使关中风俗为之一变”。作为张载的弟子，吕氏兄弟致力于传承儒家经典思想。《吕氏乡约》的慈善表述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相”成为共同宗旨和最终目标，慈善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对后来乡约演进产生了很大影响。

　　历代乡约基本上都制定了乡民相恤方面的内容。如清代张伯行的《申饬乡约保甲示》，专设“恤穷民”一章。明末慈善家陆世仪的《治乡三约》专门将“恤约”作为“三约”之一。传统乡约制度大多设立“恤长”，专门负责慈善救济事务。

　　传统乡约及“乡约慈善”，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今天来看并不完美。但其“优良”的方面，是它的务实笃行，值得我们借鉴。

　　劝善讲求入耳入脑入心

　　“劝善”是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传统劝善，就是说教、礼教，但乡约中的“说教”不是通常认为的空洞、摆架子、戴面具，比如《吕氏乡约》形式、语言表达十分亲民，少有“之乎者也”，直白通俗，易懂易记。吕坤晚年居家二十年，热心礼义教化。在其所住的宁陵乡，他和兄弟一起大力提倡吕氏宗约。他还创作宗约歌85首，用“极浅、极明、极俚、极俗”的文字，向同宗劝善。

　　传统乡约的当代意蕴在于，道德的超越性必须与可能性相结合，劝善的大道理必须与小道理贯通，如此才能使劝善达到实际效果，入耳入脑入心。

　　团结合作救危解难

　　朱友渔在《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与邻为善的精神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自发孕育生长的。”“社会互助是中国慈善的重要特点之一。中国人民乐意团结起来扶危济困。这种团结合作救危解难的倾向是中国慈善显著的社会特点。”在传统慈善中，“乡约慈善”很好地体现了与邻为善、社会互助这个特点。

　　《吕氏乡约》共有四个部分，其中“患难相恤”共约定“患难之事七”，包括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并作了详细阐述。社会学家杨开道对此十分肯定，认为《吕氏乡约》条文最整齐的就是“患难相恤”一条。

　　“乡约慈善”约定的都是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事，所列项目每一项都代表一个实际问题，需要人们通力合作。这些项目的设立，是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吻合的，反映出各个时期乡约拟制者对乡村实际的透彻了解、对现实需求的准确把握、对民众期盼的真切感知。这正是慈善具有针对性的重要前提。

　　另外，这种“患难相恤”的精神，不但行之“约”内，并且扩到“约”外，表现出更多的善意。不少传统乡约都有类似规定：“凡有患难，虽非同约，其所知亦当救恤，事重则率同约者共行之。”

　　这对于当代的启示是，慈善内容的确定、慈善项目的设计，要契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群众真实迫切需求。

　　组织施善要实虚组合

　　传统乡约演进，逐步与保甲、社学、社仓结合。四者相辅相成，相互为用。

　　社仓与乡约是最早的组合，并成为“患难相恤”的持续依托。社仓不同于义仓、常平仓、广惠仓，不立于州县而建于乡社，由本乡本社居官和士人共同掌事。陆世仪《治乡三约》第二约“恤约”就直接对应了社仓。清代张伯行的《社仓条约十六条》，进一步寓乡约、保甲于社仓。1921年《各县村社仓积谷简章》指出“（社仓）专备本村救济灾歉之需”。“相恤”依托经济实体是“乡约慈善”的一条重要经验。

　　社仓作为慈善的创新之举，不断改进提升。明代黄佐设置的社仓除了备荒、调剂谷价等功能外，还特别强调社仓的慈善救济功能——当息谷增加到一定程度，便行“义仓之法”。

　　因为与乡约的组合，社仓的存续时间颇长、效果颇巨。周秋光等编著的《中国慈善简史》、王卫平等编著的《中国慈善史纲》、吕洪业的《中国古代慈善简史》等均将社仓列入慈善的范畴。

　　用市场因素、借商业手段解决一些民生问题、社会问题，古人已经作了有益尝试。当前，慈善应当进行更大胆的创新，在放大慈善资源的效用上开拓新的途径。

　　领军人物十分重要

　　与人为善最早出于《孟子·公孙丑上》：“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这表明，与人为善不仅是个人的品行，更是君子的社会担当。研究历代乡约，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关注乡约、研究乡约、拟定乡约、推行乡约的人，多是德行俱佳的士君子。他们自身廉洁、道德高尚、乐于奉献、深孚众望、有所作为。

　　吕氏四兄弟，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并称蓝田吕氏四贤。宋明理学奠基人程颐就曾评价他们“任道担当，其风力甚劲”。

　　南宋朱熹自不待说。朱熹去世后，众多门人弟子承继朱熹的理念，成为慈善领头人。

　　明代吕坤被列入南通中华慈善博物馆“古代慈善人物”。他著有《乡甲约》并积极推动实施，在施政地共建了一百多个“约”，坚持礼仪教化、与人为善。吕坤极其重视人才培养，《乡甲约》就是一本培训教材，教授乡约领头人如何开展劝善工作。

　　陆世仪是明末清初推动慈善转型的领头人之一。他在任上作《治乡三约》，既提出了乡约理论构想，也突出了慈善在乡约中的地位。人们赞他：居官而能福其民，居乡而能福其乡。

　　传统乡约启示我们，在道德建设、慈善发展中，领军人物十分重要，人才培养十分关键。

　　（作者系浙江省慈善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