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等行政区划名称在构建文化符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符号化策略成为打开地域文化传播新格局的一把密钥。图为黑龙江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主题冰雕。 供图/视觉中国

　　刘连安

　　我国行政区划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深化对行政区划历史文化的研究、发挥行政区划的文明标识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行政区划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将中华文明中跨越时空、世界共享的精神标识提炼、展示出来，是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大命题。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这是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自豪感、凝聚力的重要举措。

　　行政区划是国家政权建设和地理空间的结合，是明确地方各级政府职责范围、配置行政资源、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依据。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使我们拥有了一份绝无仅有、极其厚重的行政区划历史文化遗产。

　　我国很多政区几千年来保持高度稳定，反映出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是群众愿望、文化积淀、时代淬炼、地理环境和国家意志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晶，具备了很强的标志性意义，起到了“文明标识”作用。例如，山东曲阜是春秋时期鲁国的都城、孔子的出生地。这里的孔庙、孔府、孔林是世界文化遗产。在这里举办的祭孔大典两千多年来从未间断。这些都使曲阜以儒家文化圣地的形象享誉世界，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浙江衢州是“四省通衢、五路总头”，衢州这一行政区划名称不仅具有地理意义，还独具文化意义，更有新时代城市发展的现实意义，是重要的地域文化符号。

　　由于我国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在维护国泰民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成为其他国家研究、借鉴的对象，特别是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朝鲜、韩国的道、郡，日本的都、道、府、县，越南的省、县、郡等政区通名都源自我国。古代朝鲜半岛的新罗王朝仿《禹贡》将全国划分为九州。日本学习唐朝都城长安，建设其首都平安城，并按照我国古代首都通名的使用习惯，将其都城称为“京”或“都”，如平城京（今奈良）、平安京（今京都）、东京都。因此，中国的行政区划历史文化不仅是我国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的重要文化遗产。

　　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过程中，行政区划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一方面，行政区划所对应的地域是创造、展现文明成果的舞台，任何文明都要依托某一地域孕育、发展，当地的气候、地形等又会对地域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行政区划名称本身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很多在其他领域早已消失的古代语言习惯、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随着行政区划名称流传下来，使之成为宝贵的文化化石。这些名称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要高度重视行政区划的文化符号作用，以礼敬传统、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去伪存真、勇于创新的方法加强研究，让行政区划在构建文明标识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在数字化背景下，我国行政区划在助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不断展现新魅力，文明标识作用日益凸显。行政区划名称有助于快速建立人们对地域特点的直观印象。近年来，各地积极打造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符号。“淄博烧烤”“天水麻辣烫”“哈尔滨冰雪节”等竞相登场，迅速提升了文化影响力和经济竞争力。我们对上述成功案例进行分析后就会发现，其共性是强调了行政区划名称。可以认为，淄博、天水、哈尔滨等行政区划名称在构建上述文化符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符号化策略成为打开地域文化传播新格局的一把密钥。其中，哈尔滨的成功堪称经典案例。“哈尔滨”一词的全球搜索热度持续上涨，相关新闻被中外媒体争相报道，旅游订单量显著增长。一声“尔滨”，可亲可爱，成为这座城市最好的广告，也使“哈尔滨”这个名字的地域文化符号作用更加凸显。

　　深化历史文化研究，促进中华文明史行政区划标识体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要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我们要深化行政区划历史文化研究，深入挖掘行政区划背后蕴藏的深邃思想体系、独特制度创造、深厚文化内涵，以及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的巨大影响，为构建中国特色行政区划历史文化话语体系打牢根基。要通过确定行政区划标志物、保护历史遗存等方式，将深藏在历史长河、文化典籍里的行政区划历史文化与公众的距离越拉越近，提升人民群众对行政区划历史文化的科学认识和传承弘扬的自觉性。

　　从行政区划历史文化中提炼中华文明标识的过程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溯与总结，更是对当代社会文化需求的精准回应。作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区划，既要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又要具备鲜明的时代价值，应该是中华民族思维方式、价值信念、道德情操等的符号化表达，能起到在全人类文明图谱中精确定位中华文明的“关键词”和“识别码”的作用。

　　在构建中国特色行政区划历史文化话语体系、发挥行政区划文明标识作用的过程中，应注意把握“五个特性”。

　　第一，把握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从历史连续性出发来提炼展示我国行政区划历史文化，有利于认识和理解一脉相承的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和未来中国。历史连续性在行政区划方面的表现十分突出，其中作为基层政区的“县”历经3000多年，如今依然沿用。有些县的名称、县城位置、辖区等都很稳定。如安徽省的歙县、黟县为秦代所置，湖南省的临武县、沅陵县、攸县等为西汉所置。应深入挖掘这些古老政区持续发展的哲学逻辑、历史渊源和文化价值，这对展现中华文化的蓬勃生命力具有重要意义。还有一些行政区划名称长期沿用，从未改变。例如，湖北省的“荆州”一名据说在大禹时代已经出现，是禹分九州之一，因其境内蜿蜒高耸的“荆山”而得名。据《尚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尔雅·释地》“汉南曰荆州”、《周礼·职方》“正南曰荆州”推算，“荆州”一名可能在4000多年前就已出现。

　　第二，把握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我国的行政区划是在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发展需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既体现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国家治理持续创新的成果。春秋后期，县、郡等政区处于初创阶段，其辖区大小、设置程序、官吏任免与职责等并无成规。秦始皇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曾围绕行政区划设置方向问题展开大辩论，最终采纳廷尉李斯的建议，全面推行郡县制。在划定郡县范围时，打破旧有的部族疆界，尽可能与自然地理单元相吻合，并注意各政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平衡性，使每个行政区划单元都有生存、发展的人口、地理、经济基础。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以后历代都在前世基础上根据发展需要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我国的行政区划发展史体现了突出的创新性，凝结了中华民族的治国智慧。

　　第三，把握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多元一体”的文化和“大一统”特征的政治，是中华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源泉。在研究、宣传行政区划历史文化时，应着力讲好中国“家国同构”“天下一家”“多元一体”的故事。根据《汉书》记载，黄帝划野分州，建制万国。在《史记》中，把远古中国描绘成东、南、西、北4个区域，而帝尧居于正中。这些都表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认为国家是统一的整体。很多行政区划名称也反映出这一点。例如，山西省的“大同”一名寓意为“天下大同”，“长治”一名表达了盼望国家长期安定、巩固，实现“长治久安”之意。

　　第四，把握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中华文明内部多支文化和谐共存、多个社会发展子模式相互借鉴，外部则始终坚持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传统。基于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需要展现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故事，以共情的方式抒发中华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主张。例如，北京市的怀柔一名出自《诗经·周颂·时迈》中的“怀柔百神”，“怀，来也；柔，安也”，这两个字放在一起，表达的是古人对交融发展、和平安宁的渴望。

　　第五，把握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亘古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文明的和平观渗入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融入“天下太平”的政治理想之中。自古以来，设置行政区划的目的都是追求国家和平发展。这在很多行政区划名称中都有体现。例如河北省的保定一名取自《诗经·小雅》“天保定尔，亦孔之固”，有“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意。安徽省的宁国一名取自《周易》“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以及《尚书》“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寄托着普天之下皆安宁的美好愿望。

　　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宣传要适应社交化、移动化、视频化的传播格局，注重采用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让深奥的文化概念以故事化、形象化的方式呈现，使其真正“活”起来、“潮”起来。话语体系则要顺应时代变革，创新表达路径，特别要重视增强跨文化的认知共鸣。在内容上可以借助社交媒体的民间叙事和公众阐释，在“日用而不觉”的生活实践中，挖掘和提炼能够“说得清、道得明”“百姓爱听爱看爱转发”的行政区划历史文化。

　　（作者系民政部地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